今冬，重度雾霾继续飘荡在华北上空。12月上旬，北京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
治理雾霾，必须先找出“元凶”。在最近几次重度雾霾期间，环保部组织专家组对雾霾进行实时源解析，结果显示，燃煤排放是华北地区污染的第一大来源；整个华北地区每年要消耗的燃煤是4亿吨，占全国的十分之一，是全世界的二十分之一。
目前，全国每年消耗大约40亿吨煤，约一半用于发电，一半用于工业燃烧和民用。
近些年来，政府大力推行火电脱硫脱硝除尘，2014年7月更是执行了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排放标准，这甚至严于一些发达国家。
但目前国际却又要对发电用煤实行超低排放，这将为此每年多支持上千亿的治理雾霾资金。在专家看来，燃煤电厂的超低排放空间并不大，然而成本却是巨大的。
同时，这些补贴变相的给一些发电厂带来了“补贴收益”。
北京国能中电能源副总裁江浩撰文指出，由于脱硫、脱硝、除尘已有补贴2.7分/千瓦时，这一补贴额度刨除成本后每度电还能有0.5分的收益。
补贴收益也促使国有煤电厂已经掀起了一场“超低排放“改造热潮。
但这股改造热潮带来的治理效果并不理想。2015年6月，环保部通报2014年脱硫、脱硝设施存在突出问题的17家企业。
其实，另外一半20亿吨的工业烧煤、散煤才是治理雾霾的难题。相比于发电用煤，工业用煤以及散煤的投入以及标准却远没有那么受到重视。
“与火电行业相比，工业用煤、散煤燃烧领域的环保政策落实很不到位，污染防治更加紧迫。犹如一个木桶，你不去补短板，而不断把长板加长，那是没用的。”专家们指出，超低排放的成本与环境经济效益不适应，可能花了很大的功夫却未必很划算。
千亿治霾资金中的漏洞
治霾，成为了2015年中国环保上市公司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科达洁能董事长边程不改“大嘴”的形象，在会上直言三大部委不久前出台的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方案是“劣币驱逐良币”，对治理雾霾作用甚小。
12月2日，国务院召开的常务会议决定，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为鼓励引导超低排放，12月11日，环保部、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了《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方案》。
《方案》提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在2017年、2018年、2020年实现超低排放。即在基准氧含量6%条件下，燃煤电厂力争实现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10、35、50毫克/立方米。
目前，我国执行的是于2014年7月实施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的最高排放标准分别是200mg/m3、200mg/m3、30mg/m3。并对达标排放的燃煤电厂执行环保电价政策。其中，脱硫电价加价标准为每千瓦时1.5分，脱硝电价为1分，除尘电价为0.2分，累计0.027元/千瓦时。据《华夏时报》报道，2014年国家为此需要补贴火电企业约1126.74亿元。
超低排放再投入值不值
王志轩是反对超低排放的代表性人物。他表示，燃煤电厂的超低排放空间并不大，然而成本却是巨大的。
截至2015年10月，我国共有火电装机量约9.5亿千瓦。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每千瓦超低排放改造单价100元—150元的数据测算，如果全面推广超低排放，将需要上1000亿元的改造成本。
从100降到20可能只要10块钱，可是从20降到10可能要100块钱。”一位脱硫脱硝设备供应商表示，超低排放的边际成本较大，很难衡量环境经济效益。
12月27日，在“环境保护’绿坐标’颁奖暨环保创新案例发布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表示，离开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基础，谈高标准的环境治理，搞环保大跃进也是不科学的。
目前，我国执行的是于2014年7月实施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的最高排放标准分别是200mg/m3、200mg/m3、30mg/m3。
王志轩还计算出，如果燃煤电厂全部达到《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则对应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的年排放量分别为367万吨、182万吨、55万吨。如果按照超低排放标准，全国燃煤电厂三项污染物排放量可以再削减132万吨左右，其中烟尘量可下降10万吨左右。
“132万吨相对于全国数千万吨计的大气污染物来说，所占比重很小。”王志轩指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可以判断出，超低排放对环境质量改善的作用相对较小。
那么已经实行了超低排放的燃煤机组运行的怎样？
近日，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对山东、河北、江苏等地12家宣称达到超低排放改造的燃煤电厂进行了调查，在2015年前三季度的排放数据中，每一家都出现了超过超低排放限值的排放行为。其中某一种或多种大气污染物不符合超低排放限值的时间比率超过其总运行时间1%的有5家燃煤电厂，超过20%的有2家燃煤电厂。
“对燃煤机组的超低排放改造要加强监管，确保其真实、持续达到超低排放，要防治燃煤电厂以超低排放之名骗取政府补贴的事情发生。”中国环科院副院长柴发合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