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环保部门的调查也发现，部分企业大气环境问题仍然较多，特别是部分小型企业存在大气污染治理设施不完善、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等问题。比如，环保部本月12日通报，抚顺市龚家地板城的100多家小企业无任何治理设施，生产废气直接排放，大气污染严重。
许多人不禁要问，我国的污染减排工作为何如此“脆弱”？污染减排的成效到底怎样？“十三五”生态环境质量真的能总体改善？为此，《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了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
污染减排是一场数字游戏？
问：你曾经说过，目前中国实际的污染物排放量可能比官方统计的还要多，中国重现碧水蓝天仍需30年。得出这样的结论，有没有可信的数据支撑？
骆建华：“十一五”开始，国家将环境保护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首次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十一五”列了两项，即二氧化硫（SO2）、化学需氧量（COD），要求五年之内减排10%。“十二五”在原有两项基础上，增至四项，即SO2、COD和氮氧化物（NOx）、氨氮（NH3-N），分别要求各减排8%~10%。
那么，十年过去了，减排效果究竟如何？按官方公布的数据，此四项指标，均能完成预期减排目标，比如SO2，2005年基准年，全国排放量为2549万吨。经过近十年减排，到2014年已降至1974万吨，9年来下降了22%，可以说已超额完成了任务。
但另一方面，大气环境质量并未得到明显改善，雾霾天气笼罩着大半个国土，且日甚一日。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污染减排是真正做到了如官方公布的减排幅度，还是一场数字游戏？
减排有两种，一种是事实减排，一种是数字减排。前者指污染物排放量通过减排措施真正下降，而后者则是通过统计数据汇总所呈现的数字减排。就SO2而言，2005年排放量为2549万吨（此数据也是经过各省统计汇总的，估计不准，但可作为参考数）。当年煤炭消费量是24亿吨，那么到了2014年，煤炭消费量已升至42亿吨，其中电煤消费约20亿吨，非电煤消费22亿吨，非电煤消费与2005年全年煤炭消费量相当。
这几年，SO2减排着力点主要在煤电行业，脱硫机组装机容量已达96%，超低排放机组10%左右，煤电行业消耗20亿吨煤，通过减排措施，去年SO2排放量仍有600万吨左右。
那么去年余下的22亿吨煤，主要用于钢铁、水泥以及民用锅炉等非电行业，这些用煤除了钢铁行业安装了一部分脱硫装置外，其他行业基本没有治理措施，考虑其用煤量与2005年全年用煤量大体相当，因而，其SO2排放量也应相当，即2500万吨左右。按此估算，2014年，SO2实际排放量应在3000万吨~3100万吨左右，而不应是目前官方公布的1900万吨。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验证此数据。2014年全年用煤量42亿吨，按平均含硫率1%计算，燃煤所导致的SO2产生量8400万吨。目前电厂脱硫大部分采用石灰石-石膏法，所脱除的硫转化为石膏。
当然，这些估算都很粗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目前SO2排放量不应是官方公布的1900万吨左右，而应多出1000万吨，即3000万吨左右。如果按目前减排速率，十年减排500万吨，则达到环境容量1300万吨排放量，可能需要至少30年时间。
如何评价十年污染减排成效？
问：这么说，是否意味着我国近十年来的污染减排没有多大成效？
骆建华：当然不是。如果没有十年来的污染减排，那么中国目前的环境质量会更加恶化。只不过这十年的减排速度还远远赶不上污染增长的速度。这十年来，火电装机容量从3.9亿千瓦增至9.1亿千瓦，增长了2.3倍，其用煤量从10.6亿吨增至目前的19.4亿吨左右，发展速度不可谓不快，但由于大力推行污染减排，十年来行业内经过了三轮脱硫装置的升级改造，目前脱硫机组占总装机96%，脱硝机组占87%，超低排放占10%。其SO2排放量已由2005年1100万吨降至2014年的620万吨，成效十分明显。
在燃煤装机容量和用煤量翻番的情况下，SO2排放量不升反降，减少了500万吨，其减排成效确实来之不易。但另一方面，非电行业的减排工作就不容乐观。十年来粗钢产量由2005年3.5亿吨增至2014年的8.2亿吨，水泥产量由10.6亿吨增至24.8亿吨，均增长了2.3倍，其用煤量已由2005年4.3亿吨标煤增长至2013年的6.6亿吨。此外，石化、炼焦等行业也是用煤大户，其用煤量已由2005年的3.7亿吨增长至2013年的7.3亿吨。这些行业的SO2减排严重滞后，其新增的SO2排放量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电力行业的减排量，致使SO2排放量居高不下。
据有关研究表明，全国PM2.5浓度之所以严重超标，与燃煤有直接关系，燃煤对PM2.5浓度贡献率在61%左右。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十年来污染减排搞得如火如荼，但PM2.5浓度居高不下，雾霾天气频繁出现。其原因就是我国的非电用煤所产生的污染物根本没有控制住。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中国环境库兹涅茨第一个拐点，即污染物排放拐点还没有真正到来。“十二五”期间，我们仍处于污染爬坡期、质量退化期、灾害频发期和生态恶化期。对环境形势的总体评价，仍然是两个没有遏制，即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都没有得到遏制。从纵向上说，目前这个时期是中国工业化以来污染最为严重的时期。从横向上说，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全球环境版图上，中国正处于亚洲空气污染走廊的最东端。
如何确定十三五环保战略目标？
问：根据你上述的判断，我国“十三五”环保战略目标该如何确定？
骆建华：由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国污染物排放拐点并未出现，排放量仍然远超环境容量。因此，“十三五”期间，环境保护目标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量力而行，指标不宜定得过高，过高难以实现。应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形势和规律，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环保目标。
“十三五”期间，我们有望迎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第一个拐点，即排放拐点，局部地区如珠三角有可能迎来第二个拐点，即环境质量拐点。因此，“十三五”环保总体目标建议为：污染物排放量全面下降，局部环境质量力争达标。
为什么“十三五”期间，环境库兹涅茨第一个拐点有可能出现，其理由是：
一是告别了高增长时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为污染排放拐点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历程表明，每一次高增长时期，都是能源资源消耗急剧增速时期，也是污染物排放陡增和对环境冲击力加剧的时期。三十多年来，我们经历了三次环境冲击波，即上世纪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九十年代各地兴办开发区热潮和本世纪前十年重化工业急剧扩张，对环境的冲击一波甚于一波。国外经验也表明，经济高增长时期，也是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时期，如日本上个世纪50~60年代，韩国70~80年代。应该说，经济增速换档，为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创造了条件。
二是重化工业产品的峰值点即将陆续到来，为污染物排放拐点的出现打下了基础。以粗钢为例，英美等先行工业化国家，在人均粗钢产量600公斤时达到峰值，日韩等后发国家在人均钢产量1000公斤时达到峰值，而目前我们人均粗钢产量已经超过600公斤，按英美经验开始接近峰值。如果按人均GDP看，英美等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2000年国际元）以后，人均钢、水泥产量出现明显下降。而我们人均GDP2014年已达7800美元，如换算成可比的国际元，已接近1万国际元，预示着人均钢、水泥产量开始下降。实际上，今年以来，钢铁行业已出现不升反降的势头。
三是能源结构变化和煤炭总量控制，为污染排放拐点出现带来了契机。前已提及，中国PM2.5浓度居高不下，与燃煤直接相关（贡献率为61%）。从2005年至2014年间，煤炭消费增量18亿吨，按平均含硫率1%计，其SO2产生量就增加了3600万吨，在存量尚且巨大，还没有完全消化的基础上，近十年燃煤所产生的SO2增量，对污染物减排形成了巨大挑战。国家在“十三五”期间，对煤炭消费实施总量控制，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提高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比重，无疑为排放拐点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十三五”期间，确定污染物排放量全面下降的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在此基础上，以环境质量改善为导向，全面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就大气环境而言，以降低PM2.5浓度为导向，全面控制SO2、NOx、VOC等污染物排放总量。就水环境而言，以解决黑臭水体和消除劣五类水体为导向，全面控制COD、NH3-N、总磷、总氮等污染物排放总量。此外，作为各级政府的工作抓手，抓紧制定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计划和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全覆盖计划，使各类污染物在2020年前后能够实现全面下降。
如何实现“十三五”环保目标？
问：确保这些“十三五”目标的实现，需要掌握什么原则？有哪些可行的措施？
骆建华：“十三五”期间，应本着消化存量、控制增量的原则，对各类污染物实行全面控制，力争局部环境质量达标。为保证“十三五”环保目标实现，必须抓住企业达标排放这个牛鼻子。因为工业企业是污染排放大户，是污染减排最大的难点和焦点，也是环境质量难以根本改善的根源。过去，一个企业污染一条河，现在一个行业污染一片区域。所以不解决企业污染问题，再好的环保规划和目标也终将落空。为此建议：
一是设立国家环保基金，为企业治污融资提供定向低息或无息贷款，或为企业治污融资提供贴息担保。国家环保基金可作为母基金，为各省建立的环保基金提供种子资金。
二是实施环保领跑者制度，对各行业能够做到稳定达标排放且能耗、水耗强度大幅领先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并列入政府采购优先目录，以扭转环保逆淘汰现象。
三是利用体格税收杠杆，推动企业治污。在由政府定价的行业，将环保成本内部化，给予价格补贴，且补贴额度逐步覆盖全部环境成本。在由市场定价的行业，可采取反向激励，通过开征环境税，且税率逐步高于治理成本，来刺激企业治污。
四是严格执法监管，对于超标排污企业，严格执行按日计罚制度，并将企业违法排污行为公之于众。
五是实施企业环境信息强制公开制度，以接受社会监督，对编造、篡改环境信息的企业责任人，依法予以处罚。
六是推行企业第三方治理机制。由过去“谁污染谁治理”转变为“污染者付费、专业化治理”。鼓励环保企业开展合同减排服务，为排污企业提供专业化治理服务。